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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注册送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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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注册送18元IBM里面的人常常讲这么一个故事,在IBM公司,如果要把一个纸箱子从二楼搬到三楼,需要多长时间。这件本来几分钟就能办成的事,在IBM需要几个月。原因是,要搬动一个箱子,你要先打报告,然后经过层层审批;审批后,审批报告再层层向下落实,最后交给替IBM搬家的搬运公司。在搬运公司的任务单上,上个月的任务可能还没有完成呢,现在提交的任务单一个月以后能完成就不错了。这样,搬动一个纸箱花几个月时间一点也不奇怪。虽然风险投资的目的是追求高利润,但这些高利润是它们应得的报酬。我对风险投资家的敬意远远高于对华尔街,因为风险投资对社会有很大的正面影响,而华尔街经常会起负面作用(最近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油价暴涨就是华尔街造成的)。风险投资通常是为创业者雪中送炭,不管创业成功与否,它们都在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更新。而华尔街做的事,常常是将一个口袋里的钱放到另一个口袋里,并从中攫取巨大的财富。斯库利明白新成长点的重要,但是他没有找到,苹果历任CEO都想做这件事而没有做到的。斯库利搞的个人助理想法不错,但是时机不成熟,因为那时无论是手机、电话还是互联网都没有发展起来,很少有人愿意花几百美元买一个无法联网的高级记事本。因此,这个产品的市场即使存在,也不过是一个很窄的市场,这样的产品不可能掀起一个潮流。斯库利的运气不太好,因为在他执掌苹果的年代,移动通信和互联网还没有发展起来以前,除了微机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潮流,没有别的潮流。虽然苹果本来有可能成为微机领域的领导者,但它封闭式的做法,使得它战胜微软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乔布斯比较幸运,他再次接掌苹果时,已经进入了到了网络泡沫时代。雅虎似乎代表了一种潮流,很多公司在跟随着雅虎,但事实证明,他们都面对着网络泡沫而且因此会面临严重的危机。乔布斯在网络泡沫时代,能高屋建瓴,不去趟互联网这滩浑水,而是看到了网络大潮下面真正的金沙。

今天,刚十岁的Google,在全球搜索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超过了50%(根据Comscore,Nelsen和Hitwise等第三方公司的提供的数据)。Google从搜索业务带来的营业额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已经受制于整个互联网上商业的增长。Google的增长率也由早年的每年翻番,到前年2006年的70%,去年2007年的50%和今年统计到第二季度的30%。因此,这个时候像Google这样的公司发展的关键是开拓新的增长点。在VoIP和网络上影视传输设备领域,思科最有可能成为这个市场的领头羊,这样它就可以在互联网浪潮之后,再次搭上宽带通信革命的浪潮。往更长远看,思科如果能走IBM的道路,即不断淘汰它利润低的低端产品,将市场主动让给华为等“中国制造”的公司,保守地开拓新领域的成长点,就有可能做到长盛不衰。否则,如果它一意固守现有的市场,则很难摆脱诺威格定理的宿命,将成为下一个朗讯。这个讹传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广为流传,以至于斯坦福大学不得不在自己的网站上辟谣。其实,这个故事里面的漏洞很多,首先,了解斯坦福历史的人都知道老斯坦福(LelandStanfordSr.)是加州的铁路大王,曾经担任过加州州长、美国联邦参议员,属于精英阶层(EliteClass),绝不是什么乡巴佬;我们在后面还会介绍到他的夫人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第二,在十九世纪,一亿是一个天文数字,一百万美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财富。美国最大的银行花旗银行到一九三几年,存款才达到几千万美元。直到斯坦福大学创办的二十年前,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捐赠不过七百万美元,它建立起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霍普金斯医学院。在老斯坦福的捐款中现金只有一千多万,这已经是当时美国最大的捐款了。老斯坦福的捐赠中最值钱的是八千多英亩的土地。当年加州属于“蛮夷之地”,土地值不了什么钱,但是现在斯坦福所处的帕洛阿图市是世界上土地最贵的地方,这些土地的地价涨了不止万倍。第三,哈佛大学和美国所有的大学对捐助者从来都是非常殷勤的。坦率地讲,比中国的大学要殷勤得多,不会怠慢任何慈善家。这是美国大学能得到巨额捐助的重要原因之一。巴黎人注册送18元成功的转型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比如通用电气就经常干这种事。在这种乾坤大挪移的过程中,一个公司的根子或者说基因需要改变。而改变公司的基因和改变人的基因一样困难。我们在下一节中会介绍基因决定定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公司的基因几乎决定了它转型的失败是必然的,成功反而是偶然的。当然,这些奇迹却又总时不时地发生。

IBM实验室迄今为止有两次大的变动。一次是在1993年郭士纳上台后大量削减研究经费,很多人离开了IBM去华尔街。其中很多人,主要是一些数学很强的科学家,去了后来最成功的对冲基金(HedgeFund)文艺复兴技术公司(RenaissanceTechnologies),并撑起了半个公司。可见科学和金融也是相通的。文艺复兴公司迄今为止二十年平均投资回报率为每年37%,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远远超过股神巴菲特的旗舰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Hathaway)。这二十年来,两个公司的总回报率分别是200倍和20倍,而标普500指数是6倍。IBM实验室第二次大变动是在最近几年。现在,IBM的很多研究员只能从研究项目中拿到一大半而不是全部的工资,另一小半必须通过参加产品项目而获得,因此一些单纯搞研究的科学家不得不离开。对IBM的这种政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IBM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科研必须和产品相结合。如果说不得不和微软竞争是太阳公司的不幸,但是后者并非没有过机会。遗憾的是,太阳没有抓住一瞬即逝的机会,终于功败垂成。同一个市场在不同的公司眼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个人微机在苹果公司的眼里和在微软的眼里完全不同。严格地讲,苹果其实不能算是一个计算机公司,而是一个注重创新的消费电子公司。在苹果眼中,计算机不过是新的电子产品的一种,当然苹果要把它做得越新、越酷越好。在这个前提下,苹果公司为工程师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来鼓励创新,其产品经理重视产品的品位。这些都是苹果基因中好的部分。当然,任何事情都是两方面的,过于宽松的环境可能造成许多无谓的探索,做了很多对用户没有帮助的事。只注重产品的时尚,可能忽略用户的基本需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苹果的一键鼠标,虽然很酷,但是毕竟没有微软的两键/三键鼠标好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麦金托什已经做得非常好、领先运行微软DOS的IBM-PC机整整一代时,乔布斯领导下的苹果仍然还在想方设法地在上面加功能,最后把当初世界上最好的PC机麦金托什搞得越来越封闭,使得它在和微软的竞争中差点死掉。而盖茨对PC机的理解和苹果完全不同,在他看来计算机是一种改变人们生活的工具,并且把“让计算机普及到每一个家庭”作为自己的使命,所以微软关心的是如何让产品改变人们生活。对微软来讲,功能比时尚更重要,因此它开发Windows的过程是一个严格的自顶向下的过程。一个大的团队负责一组菜单里的功能,里面每一个小的团队负责其中一个功能。在这种严格的分工下,人的创新就受到限制,但是却保证了产品朴实无华、能按时开发出来,能满足用户的需求。为什么在信息产业的公司比传统工业的容易形成主导优势呢?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原因。首先是不同的成本在这两种工业中占得比例相差太大。传统行业研发成本低,但各种制造成本和销售成本是非常高的。研发成本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来抵消,而制造成本则不能。传统工业扩大一千倍生意通常意味着同时增加几百倍的成本。以石油工业为例,最主要的成本是获得油田的成本。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公司获得俄国油田开采权的成本要比英国石油公司(BP)和英荷壳牌(Shell)高得多。因此埃克森美孚到一定规模后进一步扩展的成本就非常高。在汽车工业中,制造成本(还不包括研制、市场和销售)占汽车售价的一大半,即使销售额增加了一倍,也提高不了多少利润率。总的来讲,一个汽车公司要扩大一倍营业额,基本上意味着公司规模要扩大一倍,建大一倍的工厂,雇多一倍的人。这时公司就不可能有它规模小的时候效率高,利润率甚至可能下降。因此它扩张到一定规模后也会慢下来。

谈到麦金托什,必须提两点,第一,它的交互式图形窗口界面最早是从施乐(Xerox)公司帕洛阿图(PaloAlto,斯坦福大学所在地)实验室(Parc)研制出来的。帕罗阿图实验室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创新同时也是最不会将发明创造变成商品的地方。它另一个改变了世界但是没有为施乐带来任何好处的发明是今天每个人都用的以太网。虽然苹果公司在图形界面用于操作系统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由于它毕竟最先由施乐发明,因此苹果在后来对微软的官司上并没有赚到便宜。第二,苹果走了一条封闭的道路,它不允许别人造兼容机,以便独吞PC市场。如果苹果开放了麦金托什的硬件技术,允许其他硬件厂商进入市场,我们今天可能使用的就不是IBMPC系列,而是苹果系列了。但是,因为苹果可能在硬件上竞争不过兼容机厂商,因此它只能扮演一个像微软一样的以操作系统为核心的软件公司角色。这时,两种系列的个人电脑胜负的关键就要看苹果和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决斗了。在没有兼容机帮忙的情况下,苹果无法挑战微软,虽然它努力试过,但最终败了下来。AT&T的景观比朗讯略好些。它有相对稳定的利润很高的长途电话收入以及发展得很快的移动通信业务,因此在分家的前几年继续支撑并且扩大了它的实验室。因为没有抢到贝尔实验室这个牌子,AT&T以信息论发明人香农的名字命名了它的实验室。这时互联网的崛起和无线通信的普及对AT&T的核心业务开始形成威胁。但是,AT&T在这两方面以及快速发展的宽带电视业务上都很强。本来,AT&T最有资格成为这些新领域的老大,就像它成功地从有线通信扩展到微波通信一样。但是短视彻底毁了它。在微机处理器领域英特尔是老大,以前的老二摩托罗拉已经被英特尔逐出了微机处理器行业,现在由AMD坐第二把交椅。虽然AMD偶尔能从英特尔手里抢一些市场份额,但是基本上是在英特尔的阴影下发展,它的产品必须和英特尔兼容。这是华尔街对AMD总体并不看好的主要原因。由于在这个领域一个公司必须有足够的销量才能立住脚,因此现在连第三家做处理器的公司都没有了,一群小的半导体公司都在围着英特尔转,做微机里各种各样的其它芯片。在这个领域,英特尔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任何一个公司都无法抛开英特尔自己另搞一套,否则便是自寻灭亡。在中国,固定电话市话的通话从2005年起甚至出现了下降。据中国信息产业部发布的统计数据,2005年1-11月,固定电话本地通话时长比2004年同期增长0.1%。信产部方面同时表示,固定本地电话通话量的增长中,小灵通通话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2.0%,所占比例从去年同期的20.5%上升到25.0%。这实际上意味着传统的固定电话本地通话量实际上为负增长。而2006年对比2005年,市话的通话量进一步下降。这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手机得以快速普及,另一方面数据传输抢了语音传输的市场。

首先,斯坦福大学在专业设置上覆盖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合集。在美国大学里有个普遍的看法(也许是偏见),“哈佛的人能写不能算,麻省的人能算不能写”,反映出哈佛侧重文科而麻省侧重理工科。(实际上哈佛有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和物理学专业。)而斯坦福的人文理兼修。在美国一个大学的综合排名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关键看专业的好坏。美国最热门的专业首推医学,然后是法律、工程和商业。一个学校的历史专业或者政治学专业再好,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影响。斯坦福大学是美国唯一一个在这四大热门领域都名列前茅的学校。它的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长期以来并列美国第一,它的法学院仅次于耶鲁大学排在第二,它的工学院仅次于麻省理工也是第二名,斯坦福医学院也在美国前十名。和斯坦福相比,美国其它大学都显得有些缺胳膊少腿:哈佛和耶鲁的工科很弱,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没有医学院和法学院。惠普赌的另一个拳头产品是它的打印机。惠普决定采用吉列的商业模式—通过廉价的刀架挣高价刀片的钱,它打算廉价卖打印机,然后高价卖墨盒。惠普的市场战略家们当然仔细算过这笔帐,但是,它们低估了日本制造的效应。至今,惠普在打印机市场上一直受爱普生和佳能的威胁。巴黎人注册送18元要做到高回报必须首先选对题目。一个好的创业题目最要紧的是具有新颖性,通常是别人没想到的,而不是别人已经做成功的。很多创业者喜欢模仿,虽然这样也有成功的可能,却不可能为风投挣到几十上百倍的投资回报。比如中国九十年代出现了很多做DVD机的厂家,早期的几家挣到了钱,后面的几百家都没挣到什么钱;其次,创业的题目不能和主流公司的主要业务撞车。九十年代时,风投公司对软件公司的创业者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要做的事情,微软有没有可能做?”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如果回答“可能”,那么风投基金的总合伙人接下来就会说“既然微软会做,你们就不必做了。”如果回答是“不会”,那么总合伙人又会说“既然微软不做,看来没必要做,你们做它干什么?”二零零零年后,风投公司还是对软件和互联网的创业者问这个问题,只是微软变成了Google。这个例子说明,如果创业的项目和微软和Google这样的公司的业务有可能撞车,那么失败的可能性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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